一个不泥古不守旧的孙中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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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不泥古不守旧的孙中山北京青年报 萨苏

昨天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，讲话中提及“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、伟大的爱国主义者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，一生以革命为己任，立志救国救民，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”。同时，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个“不泥古、不守旧，不崇洋、不媚外”的人。那么，在我们所熟悉的“中山先生”之外，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？ 

谨以此文，怀念先生。

婚 姻

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定情礼物是一支手枪

在世界最长的吊桥——明石大桥一侧的舞子公园，有一座六角尖顶的旧宅，名叫“移情阁”，这便是日本唯一纪念中国革命家的展览馆——孙文纪念馆。在这里，可以看到很多珍贵文物，比如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婚服，以及他们的结婚证书。

笔者曾到此地旅游，同行的日本友人是当地人，介绍说因为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情如兄弟，而且与宋庆龄的年龄相差较大，他们结婚的时候，曾有很多朋友不甚理解。他还问我中国人对这一对伟人伴侣的看法。

看来，孙中山还是有很多侧面不为人知。

比如，他和宋庆龄的婚姻，并不仅仅是男女之情的结合。对于一个革命家来说，自己的另一半美丽、聪慧、温柔或许都是可取的，但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他最需要的是一个意志如钢、热情如火的支持者。对于孙中山来说，外表柔弱的宋庆龄，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伴侣。

大概很少有人知道，宋庆龄可以称得上中国航空史上第一名女试飞员。

1923年，在孙中山的直接支持下，总统府直辖的航空局造出了广东第一架国产飞机。试飞时孙中山携宋庆龄亲自前往观看。看到飞机有两个座位，而试飞员只有黄光锐一人，孙中山便问有谁愿意一同上天，结果宋庆龄慨然登机，并顺利协同完成了这次试飞。这架飞机因此被用宋庆龄的英文名字“乐士文”命名。

试飞，今天依然是很危险的事情，而那个航空刚刚开始的时代，试飞失败更是要比成功更多——莱特兄弟的世界第一架飞机飞行者号试飞当天便出了事故，起落滑橇撞坏；第一个华人飞行家冯如回到中国进行飞机试飞，第一次便在燕塘失事，冯如不幸遇难；第一架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——福建马尾飞机工程处1919年建造的甲型一号水上飞机，第一次试飞便掉了下来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宋庆龄坦然参加试飞，既体现了她刚烈不羁的内心，也体现了孙中山同样不惧冒险的性格——看自己娇妻参加这种类似死亡游戏的行动，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像孙先生那样镇定自若的。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定情礼物，是一支手枪。善于识人的孙中山，在选择宋庆龄作为自己伴侣的时候，便充分了解她的坚强无畏，同时，也暗示宋庆龄两人结合带给她的不是安逸和富贵，而是危险的革命生涯。但宋庆龄对此显然甘之如饴。这样的女子，是孙中山此前感情世界中不曾出现的，可遇不可求。也许，这是他宁可冒同志们的不理解，也要娶宋庆龄的原因吧。

孙宋的婚姻，是山与火的结合，如果孙中山是一座山，则宋庆龄便是一团火。七年后，在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时候，宋庆龄镇定地让丈夫先走；要到十六年后，宋庆龄为邓演达的死对蒋介石拍案而起的时候，人们才感到孙中山选择这位“国母”是真正的慧眼独具。

反过来，宋庆龄之所以会选择孙中山，更大可能在志同道合，同时也是为孙先生的魅力所倾倒。在《宋氏家族全传》中提到，初识孙中山的宋庆龄经常在听其演讲时聚精会神，以至于“常因感情激动而筋疲力尽，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”。

演 讲

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连讲四个多小时

同样被孙中山演讲所折服的，还有很多人，比如毛泽东曾写信邀请的日本革命家宫崎滔天，他本来是日本警视厅派去监视孙中山的人员，不料拜访孙中山时听了他的演讲，只觉如“龙吟虎啸”，就此拜服，成了孙中山身边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。

孙中山的演讲真的这样有魅力吗？孙先生的演讲的确功底深厚，这可以从一次他“拖堂”的逸事中窥见一斑。

那是1912年8月25日，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公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共和实进会等五个政团集会于北京湖广会馆，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，算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时刻。

不过，因为五个不同性质，不同利益的党派实施联合，大家有很多理念不能统一，直到大会开始时，就即将成立的国民党的党章，一些与会者仍在争吵。按住葫芦起了瓢，从中担纲协调的宋教仁焦头烂额。此时来观礼的嘉宾已到，会议预定的时间也早过了。不得已之下，宋教仁把孙中山和黄兴叫到一边嘱咐——你们是要先发言的，而后才宣布党章，请你们一定坚持至少一个小时，以便我们把这份文件最后敲定。

孙，黄二人点头应允。

会议开始，黄兴先讲。这位老兄是军人性格，言简意赅，搜肠刮肚讲了五分钟，便无话可讲收场了——这意味着孙中山先生需要讲五十多分钟！

孙先生毫不在意，上台便讲了起来，一时又是“龙吟虎啸”，台上台下融为一体，所有听众都被感染得醉心不已。眼看快凑到一个小时了，孙先生忽然看到宋教仁在台子的一边，竖起一个手指“鬼鬼祟祟”地朝自己打手势——一个小时不够，你再讲一个小时吧。

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孙中山集中精神，继续带领大家在理想中神游，好不容易，终于快到时间了......但先生忽然又看到宋教仁出现在台子的一边，竟然又朝自己竖起了——两个指头！

这什么意思啊？再讲两个钟头？！我估计孙先生此时心中也在抓狂，但看到宋教仁衣袍散乱，一副刚跟人吵到全武行的样子，便知道这件事除了拖下去，恐怕没法善了。

民国初年这种混乱的政治环境是很罕见的，新旧思想的交替，让各方的理念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，而且革命家们几乎都有长于斗争，短于妥协的毛病，所以一个小问题争到半夜是很常见的。宋教仁在四个小时中搞定国民党党章，已经算是效率极高了。当时的争论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在国民党党章已经讨论完毕，宋教仁将其宣读一遍，准备通过的时候，女革命家唐群英忽然发现其中没有“男女平等”的条文，于是一声呐喊，和辛亥革命中组织过女子炸弹队的沈佩珍等一拥而上，居然要痛打宋教仁……

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孙中山先生居然力挽狂澜，硬生生在外面讲了四个多小时，而且听众如醉如痴，不但没有喊退票的，而且很少有人注意到时间的流逝。只是工作人员注意到，因为时值盛夏，孙先生又是前一天刚到北京，疲惫不堪，讲演结束的时候，孙中山已经是汗透重衣，大约，也是突破了自己的限界。

突破限界是一种境界，而孙先生还有很精彩的跨界人生。

接 生

他是一名优秀的产科大夫 也是中国第一批男接生大夫

跨界，似乎是二十一世纪的概念，但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，光绪皇帝修表，慈禧太后开药，林徽因唱京戏，蒋介石倒股票，我们熟悉的历史名人跨界起来，一点儿都不比今天的李宁和奥尼尔胆子小。就说缔造民国的辛亥群雄吧，他们有些人干的行当令人匪夷所思。就拿孙中山来说，他跨界跨到什么程度呢？竟然能够去给人接生。

这可不是传闻。确切地说，这还是孙先生的老本行呢。

被称为“国父”的孙中山，当年报纸上一说就是“孙逸仙博士”。殊不知孙中山这辈子也没得过博士学位，连梅兰芳那样的荣誉博士也没有得过。这种叫法纯粹因为英文中“博士”和“医生”都是Doctor，“孙逸仙博士”是“Doctor Sun Yat-San”的误译。

孙中山是学医出身的，他1886年入学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院，后转入香港雅丽士医学院，1892年毕业后曾在澳门开业，专于肺科。

有意思的是孙中山行医颇为天马行空。

他在雅丽士医学院修的是内科，但在澳门却敢给人动手术，而且外科技术相当不错，曾帮助一名患者取出一颗重达60克的肾结石。

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是一名优秀的产科大夫，曾多次接生，是第一批在中国提倡西式新法接生的医生，也是中国第一批男接生大夫。孙中山会产科技术并不奇怪，因为香港雅丽士医学院的学生都要到各科轮换实习，孙先生也在产科实习过。虽然在当时一名男医生从事妇产科诊疗压力很大，但这方面他的手法相当出色，1893年，他回老家香山（今中山）时，一名陆姓朋友的妻子难产，接生婆束手无策，孙中山作为医生被接去，仅对产妇肩胛进行按摩催产，便使其顺利产出一名男婴，众人一时呼奇。

中 医

孙中山行医期间除了西医外还精通针灸

孙中山在行医期间，颇得一位好友的照顾，此人便是在香港开业的英国名医康德黎大夫。

他是皇家热带医药卫生协会成员，曾长期在东方行医，但最有名的事情是出现在《孙中山伦敦蒙难记》中。

尽管出身西医，但在英国的官方文献中，记载康德黎医生对中医很感兴趣并作了不少研究，熟悉东方的若干治疗办法，并间接提到了拔火罐（Cupping）的使用事例——康德黎可能是第一个有记载在西方人身上使用中式拔火罐的西医。有意思的是康德黎本人并无修习中医的机会，他会对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播发挥作用，很可能是受到了孙中山的影响。孙中山早年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的时候，经常要请康德黎从香港赶来帮助做重要手术，两人在医学上颇有交流。

问题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先生不信中医，因为他一生生病似乎不见用中药的记载。既然如此，他怎么可能对康德黎产生这样的影响呢？说孙中山不信中医，这个观点是有些偏颇了。孙先生可能慎用中药，但他对中国传统医学却颇有涉猎，这是有记载的。孙中山行医期间除了西医外，还精通针灸，为此当时曾有病人在报纸上刊文鸣谢他用针灸治好了自己的肌挛症。既然如此，和康德黎做一点中西医交流的事情，也不在意外。

至于康德黎拔火罐的这门手艺是孙中山先生传授的，还是在他影响下学会的，这没有证据便不能下定论了。不过，康德黎学会了这一手艺，后来把它传授给英国海军一名士官，却引发了一起“惨案”。这段逸事虽然略带荒唐，却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行医时代，东西方文化相撞时的火花是何等“壮观”。

这起“惨案”是由曾在中国中长期工作过的英国人戴乐尔（William. F. Tyler）记录下来的，这次让他印象深刻的治疗发生在1890年代，当时他在赫德领导的海关税务司下工作，在一艘海关巡逻舰上担任关员，当该舰行驶到香港海域的时候，舰长邓肯少校患了重感冒，恰好船医又有事离舰，故此治疗无效，症状越来越重。

在十九世纪后期，重感冒引发肺炎并造成死亡在海军中是常见的事情，而邓肯舰长和康德黎医生在伦敦便是老相识，经常通信，知道这位名医正在香港工作。因此，巡逻舰靠岸后，已经相当虚弱的舰长便命舰上的总务士官威廉乘小艇登岸，去找康德黎大夫的诊所，请康大夫来舰上出诊。按照时间计算，这正是康德黎大夫开始和孙中山先生交流医学的时代。

孙中山先生后来从事革命工作，对医学应该说是渐行渐远了。但他始终关心着医学的普及和进展。所以，到了1925年在北京重病之时，他毅然接受西医手术，鼓励国民接受现代医学。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时，还按照一个真正医学工作者的传统，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进行科学解剖之用。根据协和医院的解剖记录，孙中山先生的死因十分清晰，是胆囊癌扩散到肝部，并堵塞胆管导致不治的，如果是在今天，只要加一个支架，仍是可以延续其生命的。

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医学界，我想，孙先生是在用这样的举动表达对于医界同行的鼓励和支持。想来，这便是真正的不忘初心——尽管做了大总统，但孙中山先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治病救人的初心。

责任编辑：康烁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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